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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佚事

创新有起点无终点——夏东元先生的学术历程

时间:2017/8/1 20:23:22   会员名:夏氏宗亲网   来源:夏氏宗亲网   阅读:335   评论:0
内容摘要:创新有起点无终点  ——夏东元先生的学术历程  包汉中  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当一批新式的洋务企业在中世纪的大清国的土地上崛起之时,即引起众人的非议。建国后,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极具争议的课题,对它的历史评价经历了全面否定...
  创新有起点无终点

  ——夏东元先生的学术历程

  包汉中

  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当一批新式的洋务企业在中世纪的大清国的土地上崛起之时,即引起众人的非议。建国后,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极具争议的课题,对它的历史评价经历了全面否定到现今的基本肯定的重大转变。在此过程中,夏东元先生的研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史学界称其为研究洋务运动的专家权威,是对洋务运动作出公正评价的第一人。

  两次选择确立人生坐标

  1921年,夏东元生于江苏靖江偏僻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进入私塾,背诵孔孟经书,深受古文熏陶。不过,斯时人类历史毕竟已进入20世纪。世界工业化的第一个浪潮已从长江口波及到靖江一带。面对时代的新风,夏东元以青年人特有的好奇和求知心态想到外面瞧瞧,探个方圆。于是苦守12年私塾的他,告别原先在家乡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传统生活方式,于1939年只身走进上海。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是中国近代化的先行地区。当中国走出中世纪时,它率先卷入了与世界交往的大潮,成为中国与外国接轨的主要纽带和窗口。从那时起,上海就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近代江南文化,华夏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交汇点,新旧思想撞击的聚焦处,有独特的文化视野和思维氛围。夏东元到上海后,先考入上海诚明文学院,接受国学,同时在中学教授国文,薪俸虽薄,但能维持生计,缴纳学费。就在此时此地,他目睹时代在变,中国在变,自己眼界大开,从过去孤陋寡闻的闭塞状态下摆脱了出来。也就在此时此地,他巧遇和结识了一位从事地下党工作的老乡,对其思想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启蒙,遂产生了救国富强的志向。1941年,他作出了新的选择,和老乡一起,离开繁华的上海,奔赴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从此他以革命为职业,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

  苦读马列把握思辨方向

  夏东元到解放区后,部队领导鉴其国学根底好,文史知识多,随即送他到由李亚农任校长的新四军华中建设大学学习,后又转到山东大学政治系进修,结业后,他除1947年下半年在前线服役以外,其余就在滨海大学和白求恩医学院担任教员,主讲中国近百年革命史。同时,还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其间,他花很大力气阅读《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列著作,特别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感兴趣。那时,部队知识青年背包里大都带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类文学书,他的背包里却放着一套《资本论》。开始阅读《资本论》时,困难很多,但兴趣很浓,且反复钻研,断断续续地啃,一直啃到1955年,才把三卷全部读完。夏东元阅读《资本论》,不仅把它当做政治经济学学习,还把它当做哲学书领会。他体会到《资本论》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智慧和理性,思维辩证,逻辑严密。通过阅读《资本论》,开阔了思路,加深了对社会科学广阔领域中的各种问题的深层思考,特别是对中国近百年革命史有了自己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若干想法。

  夏东元的想法是什么呢?根据《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演进过程,不仅仅只有政治史,而是复杂和多元的,与政治史相伴而行的还有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等。据此思考,他认为当时所教授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实际上只局限于政治史,许多历史现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尤其是对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运动的传统阐述和评价,感到有些问题还待研究。因此,夏东元早在1948年转辗大江南北的时候起,就有一个潜在的意识:要弄清中国近百年史内在机制及其演变进程,必须把洋务运动作为切入点,并对其作深入研究。

  挑战传统首战遭遇冲击

  1950年,夏东元从山东调入上海华东师大执教。在华东师大在做学问,研究历史,环境和条件自然比过去好得多,他对此十分钟爱,学术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创新,夏东元深知作为高校教师,不仅要为学生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要给学生以创新的知识,智慧和思维方法。由此,教师就必须用新的知识和新的思维方法先武装自己,然后武装学生。自己从何着手呢?他很自然地联想到过去讲授中国近代史时在洋务运动问题上曾经思考过的问题。

  然而,在50年代,研究洋务运动谈何容易!一则,“左”风盛行,一切强调以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为标准,洋务运动是早已定了性的,历来被否定。对它再作出新的评价,人们十分敏感紧张,政治风险很大。二则,就史学而言,对洋务运动评价的分歧不小。历来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看法,分歧最大的首推洋务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是肯定或基本肯定,唯独对洋务运动的评估,距离大了,甚至截然对立。褒之者称进步,贬之者称反动,两者相较,贬多于褒,认为洋务运动属军用工业的性质,封建性、买办性极浓,不带任何资本主义性质。

  但是,夏东元认为19世纪60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正是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剧变的时期,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其间,旧的封建主义经济解体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旧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产生形成;新的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和旧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交锋等等。这些大问题都是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出现而发生发展的。洋务运动不研究好,不仅对洋务运动本身的历史解释不清,也影响到对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乃至*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许多问题的理解。他还认为,如果把洋务运动特别是对它的经济史方面的问题研究好了,对新中国的建设也不无借鉴之处。由此,他力主对洋务运动不管是肯定也好否定也罢,或者肯定与否定参半,作为历史学来说,理应大力研究。

  夏东元从上世纪50年代就全力以赴翻阅大量原始资料.从历史事实出发潜心思考研究。于195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题为《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的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洋务运动中清政府的军用工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而资本主义正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进步的东西。不久,又发表《论清政府所办民用工业的性质及其必然前途》等论文,强调它们的重要社会地位和巨大进步作用。上述专论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数据表明洋务运动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既有封建性买办性,也是带有资本主义性的近代企业,并肯定其有着进步的因素,从而初步构成并奠定了夏东元与众不同的观点: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

  显然,夏东元的观点与传统的观点不同。孰是孰非。如把一个历史事件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考察其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推进作用还是起着阻碍作用,那么,夏东元的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他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当即受到批判。

  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和突出政治”为标准,“不入于扬即入于墨”,不姓“无”即姓“资”。搞学术也是这样,所谓“没有纯粹的学术”、“没有与政治无关的学术”。由此,当时的“左”风,便轻而易举地把夏东元和政治“靠近”,并挂钩,用同政治邻近的“阶级调和论”、“修正主义观点”,甚至于把他和“托派”联系起来。

  夏东元遭打击以后,感到压力很大,既有学术风险.更有政治风险。如何面对现实,当时他的心路历程是:做学问必须首先堂堂正正地学会做人。认真研究洋务运动的决心不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变。1961年,夏东元又发表了《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思想》论文,在肯定李的错误的同时,指出李在早期也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李有一定的御外侮思想;二是有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发展近代工业的思想;三是李预测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夏东元这一观点刚露头,当即遭到指责,轻的说夏是锋芒毕露,重的说夏“为大**贼李鸿章涂脂抹扮。”不久,夏东元又发表了《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评价问题》论文,提出用“一个本质多种表现”的观点,说到史可法抗清、妥协倾向到壮烈牺牲各种行为,基本上表彰和肯定史可法。当时,史学界认为夏的观点无懈可击,但姓“左”的先生说“不”,说夏东元“旗帜不露黑白,左右开弓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右边那五十大板也是打在左边。”

  在那个年头真正做学问,实在不易,随时都有遭受批判的险境,学人犹如“惊弓之鸟”、“朝不保夕”。由此.,夏东元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临渊斋”,比喻《诗经》里所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思考一个问题,每写一篇文章,总是胆战心惊;每来一个什么政治运动,总是想是否要涉及某篇文章、某些内容。当时,有几次。夏东元在参加讨论他的文章的会上.总抱着一包马克思著作或历史资料,原想和大家沟通探讨,但都用不上,有时即使讲了,人家也不听,犹如和聋子对话。会后还是好心的朋友对他说,你带那么多书干嘛,开会不是和你讨论,而是对你批判,你听着就是了!友人的劝导,一语道破奥妙。

  远离浮华铸就研究体系

  时间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狂风恶浪,天翻地覆。原先已和“政治问题”挂过钩的夏东元,无疑在劫难逃。然而,夏东元没气馁,没退缩,深入研究洋务运动的初衷不改,只是面对当时的现实,一改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态势,采用你打你的,我干我的,甘心寂寞,不凑热闹的方式,按照自己选定的课题和写作计划,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应对局势。

  夏东元所持研究历史的执着态度,得到华东师大不少校系领导和同行的关心,尤其是得到了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热心支持。在顾廷龙先生的授意下,上图的有识之士将馆藏几十年的有关洋务运动及相关人物——李鸿章、盛宣怀、郑现应等人的全部原始资料,其中包括清政府的文书档案、簿记账册,亲友信件、家书日记、企业章程、告示杂件等等几大箱子,拱手交给夏东元。夏东元作为这批宝贵资料的第一个读者,欣喜若狂。

  “文革”期间,举国上下,内乱不停,大搞“革命”运动,夏东元除必须到场接受批判以外,则“自搞一套”,研究洋务运动。社会上“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他则翻阅史料,天天看、月月看,天天写、月月写。社会上搞斗、批,改,一个接着一个,他则“靠边站”,依靠他孩童时掌握的国学根底,依靠夫人薄芳同志作为助手,对洋务运动的原始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列目,选择编排,再进行分析研究。先编文集,后写专著。写完了李鸿章,再写盛宣怀、郑观应。写完了人物传记,再写洋务运动专史。10年多的时间里,研究洋务运动和有关人物的书稿,一堆又一堆,一摞又一摞夏东元不动声色地将其打包,隐藏在旧书报堆,以防不测,在那浮华的年代,夏东元甘于冷落,不凑热闹。过去一向被认为是“锋芒毕露”的多产作家,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因不愿迎风,不愿附和热点竟不发一文一稿,长达15年之久。

  实事求是还历史以公正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社会科学得以起死回生,史学也成为显学。这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文化现象,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的呼唤。就史学界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社会关注,就读者而言,也是一种理性的觉悟。在中国,行将步入发展经济和新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只有认真回顾过去100多年的历程,科学评价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前瞻未来。尤其是80年代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身体力行。夏东元以往几年对洋务运动研究的评价和坎坷历程,也顿时受到史学界的认同和关注。他苦心写就的文稿终于从旧书报堆里翻出来,浮出水面,并立即受到学界、媒体和出版界的赞赏。

  首先是上海《文汇报》于1979年2月9日发表夏东元《再论洋务派》的专论,系统而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洋务运动史的现点,接着像排炮般地在《社会科学报》、《历史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新建设》、《华东师大学报》、《中国历史年鉴》、《历史教学问题》、《辛亥革命史丛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他几十篇论述洋务运动的专论。与此同时,他的专著书稿除了《李鸿章传》在“文革”抄家时被搜走后片纸未回外,其余都先后在上海,四川、天津和澳门等地出版问世。计:《郑观应传》、《盛宣怀传》、《洋务运动史》、《晚清洋务运动研究》、《郑观应集》,《郑观应文选》等,共320多万字。其中《郑观应传》一书写就后,竟有八家出版社争着索稿愿意出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来新夏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对《盛宣怀传》的评论:“重新评论久有成说或定论的人物并为这写出一部全传是难上加难……而《盛宣怀传》正确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法国《中国研究手册》(法文)发表近5000字的评价说《盛宣怀传》这部著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第一部盛宣怀的传记,他代表着中国史学界的一种进步,即他们今后能着手研究曾是禁忌的问题。

  过去很长一个时间里,人们习惯并偏重于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标准划线,将洋务派、洋务运动看作罪魁祸首,加以全盘否定。夏东元在上述一系列论著中,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则与众不同。他简要表述为: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它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洋务运动的“起步”,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客观经济规律和作为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的变革思潮要求的。但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立宪民主政治与之相适应时,洋务运动却不变了。因此,洋务运动是以应该变而变、顺应历史潮流开始和发展,后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背历史潮流而结束。是为“洋务运动发展论”。

  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和讨论不仅在史学界受到广泛重视,而且受到各界和领导的关注和支持。1985年的义和团运动讨论会,夏东元应邀参加。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李瑞环同志在会议开幕前,约见夏东元等史学界几位人士时风趣地说:盛宣怀曾在1879年、l884年在天津担任过海关道(相当于代理市长),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现在忙着给活着的人平反,对过去历史上的人物要由你们历史学家去落实政策了。1985年间,夏东元的《郑观应传》专著在图书市场己脱销,是年秋天,中共中央党校给上海来电,请设法购买50本《郑观应传》,并调用航空速送北京。12月27日,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同志在上海特地约见夏东元。两人以洋务运动问题为中心畅谈了三个小时……。

  夏先生现己离休,年逾八旬,但仍保持着他特有的气质:长者气度,智者风范,激情满怀,耕耘不辍。2004年5月,120万字的《盛宣怀年谱长编》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各方关注。《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多家媒体作了报道。夏先生还决定有生之年,再次修订《盛宣怀传》,增加到五十万字,编撰一部《郑观应年谱长编》,2007年完成。

  夏东元先生毕生献身于洋务运动的研究,终于铸就独到和开创性见解,自成研究体系,对历史上长期以来误判给洋务运动的不实之词,予以校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诚,也体现了历史学家为推进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责任。半个多世纪的悠悠岁月,夏先生历尽坎坷,历尽艰辛,著作等身,弟子成群。当我向他请教历史学工作者应如何做学问时,他积几十年的心路历程,语重心长地说:历史学工作者应该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邪恶、不唯功利。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独立思考,勤于探索,重在创新。创新属于挑战者,创新有起点无终点。

发帖人:夏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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