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勤--法学家

　　一

　　

　　夏勤（1892—1950），原名夏惟勤，字敬民，一字竞民，泰州人。夏勤出生后未满周岁父亲去世，由长兄惟默抚养与培养。因国学基础较好，16岁考入北京国立京师法政大学堂。在校成绩优异，深得学堂总教习江庸、教习汪有龄、大理院院长余棨昌的赏识。20岁东渡，入日本中央大学深造，毕业后又在东京帝国大学刑事法学研究室专政刑法。1917年回国后，任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后历任高等审判厅庭长、大理院推事、总检察厅检察官、首席检察官。

　　

　　1927年8月，夏勤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次年又任最高法院刑二庭庭长、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1932年后任司法院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抗战后夏勤随国民政府转移重庆，1938年调任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自1941年起，任司法官考试典试委员。1945年2月，任最高法院院长兼刑庭庭长。他先后还兼任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陆军将官训练班、司法院法官训练所等处立学教授，并任命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一度担任高等考试法官、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1943年夏勤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同年7月被免去最高法院院长。次年3月李宗仁当上总统时，曾把他列为全国七大法官之一，与他的老师江庸齐名。

　　

　　二

　　

　　夏勤在国民党政府任高级法官期间，曾任北京朝阳大学（迁重庆改为朝阳法院）教务长、董事、副院长、代院长等职，培养了大批司法人才。当时朝阳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法院，形成民国时期司法界的朝阳系。其时，夏勤曾撰写了很多有关刑法的著作，并被聘为瑞士国际法庭刑法顾问，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望。

　　

　　夏勤在朝阳办学可分三个阶段：

　　

　　（一）1917年夏勤学成回国后，担任京师高等检察厅和大理院总检察厅检察官。其时，适江庸再度出任司法总长兼朝阳大学校长，乃聘夏勤为朝阳教务长，并进入校董事会指定为负实际责任的董事。夏勤执掌朝阳教务以后，为不负江庸重托，曾采取如下措施以提高朝阳大学的教学质量：

　　

　　1、慎重选聘教师

　　

　　他认为要办好朝阳大学，首先要提高教学质量，而教学质量的提高决定于教师，他特别重视师资质量。当时受聘到朝阳任教的基本上都是于法院研究有素的名流，如民法专家余棨昌、民法债编专家戴修赞、亲属法继承法专家郁疑、刑法专家王勤等。他对学有专长、声誉卓著的名教授，虽三顾茅庐,重金礼聘，亦在所不惜。

　　

　　2、亲自执教、亲自编写教材，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协同教师认真教学由于朝阳原先是三年学完四年的课程，夏勤在讲完自编教材《法学通论》后，还建议大学在教学过程中力求做到“稳中求快，快中求深”，以达到时间短而质量高的目的。

　　

　　3、用高薪聘请其他大学的名教授到朝阳兼课

　　

　　当时李大钊、范文澜等知名人士均先后被邀请到朝阳讲课。不但课金优厚，而且礼遇有加。泰州光孝寺住持常惺法师也曾到朝阳讲过《人生观念》（讲稿编入《常惺法师集》第五卷）。

　　

　　4、对学生要求从严

　　

　　朝阳学生入学录取及平时的考试都很严格。因此，学生的基础好，能牢固掌握所学的功课。每届法官考试，朝阳学生的录取率相当高。为了贯彻当时的法制要求，夏勤治校严谨，讲究实效。迄至1926年，朝阳建校不到十年，全国各地法院就普遍有了朝阳毕业生的席位，“无朝不成院”已成为当时司法界广为传播之语。

　　

　　夏勤要求学生专心读书，不要过问政治。但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当局为了扩张势力，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勾结帝国主义，干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北京各大学学生得知后，出于爱国激情，往往自发起来游行示威、请愿，以示反对，因而遭到北洋当局的嫉恨。学校领导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认为既已发生，只好采取不闻不问实际同情的态度。由于当时朝阳学生较多，校舍较大，各校学生积极分子往往到朝阳宿舍秘密集会，这就引起了军警的注意，学生被捕的事也就时有发生。有一次，夏勤发现学生的会议记录和一份名单，他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扔进了教务处后院的井里，以免学生遭受军警的毒手。此时北洋当局对朝阳很不放心，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哲意欲把该校接收改组。夏勤得知后，就和汪有龄校长商量对策，将校长的职务再度由江庸担任。因为江庸的父亲江瀚原是北大教授，也是刘哲最尊敬的老师，这样刘哲就不得不有顾忌。但是风浪并没有平静，就在1926年的五六月间，有人暗中告诉夏勤：北京教育部已和军警当局打了招呼，对他将有不利举动。夏勤闻讯，当晚就悄悄离开北京。走后两天，果然有军警到朝阳教务处和夏勤家里搜查，结果扑了空。

　　

　　（二）夏勤南下以后，继续为朝阳出力，为朝阳编写教材。他在朝阳执教时，先后编写《法学通论》、《刑法学总论、分论》、《刑事诉讼法论》、《刑事政策学习》、《指纹学》等教材，并经理出版成书。可以说，他是最早把指纹不介绍到国内的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刑事庭长，公余之暇，又编撰了《刑事诉讼法实义》，继续为朝阳提供教材。

　　

　　1932年8月，居正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夏勤在日本时就和居正认识，但交往不深。他知道居正早在1907年就进入东京法政学堂大学部法科读书，后在国民政府中既是一个政界人物，又是一个法学专家，当时颇有声望。夏勤为了替朝阳劝募奖学金、助学金，曾登门拜望居正，请他帮助。居正非常高兴，并表示对朝阳大学寄予很大希望。他们谈判当年10月公布有《法院组织法》采用法院三级制的规定（即县有地方法院，省有高等法院，中央有最高法院焊都认为很有必要。他们一致认为，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有法学训练的人员，且待遇菲薄，又有行政首脑干预任用的现象。《法院组织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司法官非经考试合格不得任命。”按照夏勤的建议，规定司法官考试改为每年举行一次，以解决司法人才缺乏的困难。夏勤为获得居正对朝阳的支持，便征得江庸、汪有龄的同意，邀请居正任朝阳大学的董事长。

　　

　　1936年，居正任朝阳董事长后，江庸、夏勤陪同他去北平视察，居正召开董事全，同意江庸辞去校长职务，另聘张知本为朝阳校长。夏勤在南京为朝阳劝募的奖学金、助学金为数颇多，他建议学校严格执行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得到居正和校董会的一致赞许。

　　

　　在一次司法会议上，夏勤积极支持居正的司法改革。他认为简化法律程序和制定法院制度，是居正对司法界的最大贡献。居正1935年编的《刑事新法典》和《民事新法典》，就是改进法律程序和重要步骤，就这样，他们很快合拍，关系更加密切。

　　

　　（三）夏勤转移重庆后，不久朝阳大学也转移到重庆改称朝阳法学院。经校董事会研究，一致同意聘请董事长居正为院长，夏勤为副院长。这时夏勤在朝阳学院又编写了《刑事诉讼法释疑》新教材，内容较多。除以当时施行的刑事诉讼法条文为纲领，详加注释外，并引用有关的《司法院解释》、《最高法院叛例》和日本、欧美国家的法意（指论法的精神）、学说为之参征，是当时一部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各级法院实际工作经验的参考资料。他自认为这是为朝阳学院写的较完善的讲义教材，经居正审阅，并为之作序，出版成书。

　　

　　朝阳学院在迁至重庆期间，学生中有较大部分来自论陷区，生活存在诸多困难，一切学杂、书籍、生活费用全靠贷金维持。由于依靠别人帮助解决的事较多，当时颇有权威的某派系遂乘机插手朝阳学院，逐渐把院长、副院长职务转换成其派系的人物。1945年，由于该派系所委之院长的“运动”，推派代表向司法院院长居正和最高法院院长夏勤请愿，得到也他们的支持。院长被迫下台，暂由夏勤兼任院长职务。夏勤深知学生的艰苦，经常亲临宿舍、课堂了解学生的课业和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帮助解决，鼓励学生刻苦自励。他还经常组织朝阳毕业的校友，如当时在重庆任粮食部部长的关吉玉和任内政部次长的胡稚威等，到朝阳学院对同学进行慰问；邀请进步人士闵刚侯（解放后任司法部副部长）、马寅初到院作学术报告。马寅初强烈抨击国民政府腐败的言论，给学生巨大鼓舞，受到学生热烈欢迎。

　　

　　1946年2月，重庆各界人士为欢迎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利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五项决议”，召开了一次盛大原庆祝会，遭到国民党反动特务的破坏，李公朴等民主人士身受重伤，这一事件，在学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学们议论纷纷，对受伤者表示深切同情和支持，对国民党特务的卑鄙行径，则表示无比的愤怒和憎恨。朝阳学院领导对学生的行动不像其他学校那样加以压制打击。

　　

　　同年10月，朝阳学院由重庆迁回北平，当时情况复杂混乱，交通工具十分困难。由于学院对享有贷金的同学发给路费，且每人发给一张沿途享有免费住宿、优先购买车船票的证件，使全体学生得以按时到校。

　　

　　位于上海建国西路354弄46号的夏勤故居

　　

　　三

　　

　　夏勤在东京读书时，曾与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的李大钊同学，又同住一个宿舍，两人相处得很好，因而夏勤也受到了民主思想的熏陶。夏勤在从事司法工作后，一直主张并实行司法独立、依法办案和司法不受外来干涉的原则。夏勤虽参加过国民党，但他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他对学法、执法，倡导以法治国，强调法制尊严，从不参加派系斗争，大体保持法官的本来面目。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鉴于全国军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惩办汉奸。蒋介石把几个大汉奸如陈公博、褚民谊、缪斌等关押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受审，结果陈公博等均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却将周佛海指定由南京最高法院审理。蒋介石当时扬言周佛因在日本投降后对保护敌伪财产、收编伪军、维持治安、协助中央接收有功，可从轻发落，免叛死刑。实际上在周佛海参加伪组织时与蒋介石有密约，是在实行蒋的“曲线救国”政策。据当年审讯周佛海的消息报道称，周佛海的老婆说过，蒋介石有亲笔信在好手中（放在瑞士银行里）。如果判周死刑，她立即向世界公布。蒋有意将周佛海单独关押在南京处理，但他又不便直接干预司法，于是找出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来与夏勤商讨。夏勤一面与之周旋搪塞，一面跟院内负责周案的两个庭长讨论，认为：判周死刑，是法院按法律办事的原则，如果总统有意宽赦，那是总统的职权。加之当时谣传，说周的老婆用金钱买通法院。夏勤说，如果我们不能判周死刑，难逃国人的舆论。所以结果还是判周死刑。判决以后，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去求蒋介石，蒋介石减为无期徒刑，后周佛海病死狱中。夏勤能不屈服权势压制，依法惩奸，可称难能可贵。

　　

　　1948年4月间，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夏勤为国大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宴请国大代表九人，其中有夏勤在座。一天蒋单独召见夏勤。要在最高法院成立“特种刑庭”。那时，省级高院如南京、苏州、青岛等地，均已先后成立“特种刑庭”。所谓“特种刑庭”，其矛头完全是对着共产党人。因为“特种刑庭”可以完全不依照法律程序，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妄加罪名，摧残迫害，从而达到其阻止民主革命力量发展的目的。当时夏勤没有按照蒋的指示组建“特种刑庭”，不久，蒋即派军统特务来泰州调查夏勤在泰州所经营的商业情况，企图罗列罪名。夏勤获悉后，乃主动呈请辞职，当即被免去最高法院院长职务。待到次年三月，李宗仁任总统时，才重新被任命为司法大法官。

　　

　　大陆解放后，夏勤去香港，不久因患糖尿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