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祠堂与祭祖

寺庙、祠堂与祭祖

人们通常以为，自古以来，寺庙是用来拜佛的，祠堂是用来祭祖的。其实不然，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自古以来”。

寺，在秦汉时，是皇帝下设的直属办事机构，一直沿用到清初，“寺”改为“院”。比如，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后来才有“寺院”的称呼。汉朝时，佛教传入中国，由皇帝的下属机构鸿胪寺接待。为了弘扬佛法，皇帝又在鸿胪寺下面增设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即佛寺，最初的佛寺是学术机构。随着历史的发展，佛寺由学术机构，演变成了烧香拜佛、念经超度的宗教场所。从此，佛寺由教化世人的学府变成了佛教的圣地，人们对其顶礼膜拜。

寺庙，本是两个称呼，即“寺”和“庙”。庙，最初是帝王祭祀先祖神灵的地方。《尚书》曰：“庙者，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五帝及夏商时代，庙祭为天子专有，士大夫也不敢建立家庙。“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祀”是“礼”核心形式之一，“礼”是帝王统治社会的典章规范，祭祀是帝王的特权，甚至用奴隶作祭品。直到周朝，诸侯贵族才能庙祭。中国古代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最能体现这种等级差别的就是祭祀。历代帝王将相都把祭祀看作国家权利的象征，统治人民的支柱。周朝的《周礼》规定，帝王建太庙，诸侯贵族建宗庙，士大夫建家庙。同样是庙，但规格不同。汉朝的《礼记》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礼不下庶人”，平民不准建庙。

平民无庙，不能庙祭，怎样祭祀祖先呢？人死入土为安，坑葬平埋叫墓，墓上堆丘叫坟。东周的春秋以前，帝王墓上筑陵，贵族墓上建冢（坟），奴隶平埋，有墓无坟。故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坟”。东周战国以后，平民去世才逐渐有坟，但仍有限制，贵族坟大，平民坟小。平民不知道墓址，就不上坟，只能路祭或家祭。知道墓址，可以墓祭。周朝以后，平民有了坟，才能上坟。路祭、墓祭、家祭，是我国封建社会平民祭祖的主要形式。

唐朝开元二十年颁布“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于寝”，平民不能建庙，可以家祭。南宋诗人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便是“六品以下祭于寝”的写照。宋代修庙，依然是官僚阶层特权，品级太低仍不能建庙，平民就更不能建庙立祠了。南宋朱熹在《朱子家礼》提出把家庙改祠堂，让中下品阶层用建祠堂的名义建家庙，但仍属于精英主张，平民建庙立祠仍受等级限制。明朝嘉靖十五年（1536年），批准“庶人于寝北为龛，也祭祀四代祖先”、“许民间皆联宗立庙”，但万历继位后，颁布了《大明会典》，对《品官家庙》的建设予以限制规定，平民依然不能堂而皇之建立家庙和祠堂。清朝顺治十年《清文献通考·群庙五》“十年，议定郡王以祀追封祖父于家庙，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于坟墓。”由此可见，对于平民建庙立祠，仍然没有明确开放。所以，虽然明朝嘉靖十五年对民间建庙立祠开了口子，但明朝万历以后的屡次限制，尤其是近邻皇权的北方，在时禁时放的形势下，平民建庙立祠依然是小心翼翼。

寺庙一体，是平民祭祖变通的结果。寺庙是早期祠堂依附的前身，在清朝康乾盛世以前的几千年，平民祭祖的形式主要是路祭、墓祭、坟祭、家祭。汉朝时出现了墓寺，因为帝王虽然不允许平民建庙立祠，但允许建寺供佛，也允许建庙供神，所以民间就在墓地或附近建造寺庙或禅院，也叫墓寺、坟寺，通过供佛祭神来达到祭祖的目的。比如各地在墓地附近建立的土地庙、财神庙、“褒忠衍福禅寺”演变的杭州岳王庙、河南三苏墓的墓寺广庆寺、南京江宁建中村秦桧家的坟寺旌忠寺、司马光自家墓地旁的余庆禅院等。早期祠堂大多隐形依附于寺庙，祠堂的出现，与寺院、神庙、家庙有极大的联系。

祠堂的普及，是康乾盛世的杰作。清朝康乾时期，清政府提倡并推动建庙立祠，祭祖敬宗，编修族谱，以推孝治，维护统治，终于打破了几千年的宗庙禁锢，祠堂从此普及百姓。尤其是富庶的南方，真正兴起了建庙立祠之风。雍正二年颁布《圣谕广训》云“笃宗族以昭雍睦，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立家庙以荐烝尝，修族谱以联疏远，使群黎百姓家喻而户晓也”。乾隆进士赵冀说“今世士大夫家庙皆曰祠堂”。通读《圣谕广训》，可以知道，宗祠承载着书院、家谱、祭祖三位一体的功能。

随着清朝康乾盛世对平民建庙立祠的真正开放，墓寺式的祠堂彻底脱离了寺庙体系，黎民百姓名正言顺地建立宗祠，摆上先祖牌位，祭祖敬宗。宗庙、家庙、祖祠、宗祠、祠堂，历经千年坎坷，终于走入寻常百姓家。

清初以后，有的宗族谱牒、修祠碑记，记载着在宗族寺院的基础上修祠叙谱，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安徽宿州夏氏夏桥清嘉庆19年的夏氏碑记中，有寺院、庙宇的记载，就明确证明了寺庙是祠堂的前身。寺院、家庙、宗祠的演变、分离与融合，是一部曲折的祭祖发展史。建立宗祠，编修家谱，对于凝聚宗族共识，加强民众团结，增强人民友谊，助力儿童教育，展示建筑美学，弘扬民族文化，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文/宿州夏氏22世夏忠联

     2022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