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P手机版 RSS订阅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谱牒知识

湖广填川

时间:2017/8/19 10:25:07   发帖人:夏明府   来源:夏氏宗亲网   阅读:2613   评论:0
内容摘要:湖广填川  在巴中民间,广泛流传着“湖广填川”的故事。一些老人常在茶余饭后讲述着祖先们是怎样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四川,是怎样反捆着手被押进四川的。他们说,而今四川人有两个习惯都与祖先被押着入川有关:  一是人们散步或停留时,总爱把两手反扣在背后,据说这是祖先被反...
  湖广填川

  在巴中民间,广泛流传着“湖广填川”的故事。一些老人常在茶余饭后讲述着祖先们是怎样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四川,是怎样反捆着手被押进四川的。他们说,而今四川人有两个习惯都与祖先被押着入川有关:

  一是人们散步或停留时,总爱把两手反扣在背后,据说这是祖先被反剪双手押入四川一路养成的习惯,遗留给了后人。

  二是把上厕所说成“解手”,也是因为祖先进川时被捆着手,在途中需要大小便时,就向押送的官兵请求解手,于是后人们便习以为常地把上厕所叫做“解手”了。

  “湖广填川”的人是否是被捆着押入四川的?无足够的史证。也许有官府强行移民的做法;也许有一家人移往四川时,年轻人不愿去,父辈担心他们半路逃离,押着一路前往。

  “湖广填川”是一个移民的大话题,在巴中,主要是说清朝初期的移民。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省。元朝设置湖广行中书省,包括今湖南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明朝的湖广布政使司,将今广东、广西辖地分出,只包括今湖北、湖南地,仍叫湖广。清朝初年,也称为湖广省,到雍正时,才分为湖北、湖南二省。但两湖总督仍有湖广总督之称。所谓“湖广填川”,就是指湖北、湖南两省人口迁居四川。

  其实清初迁入四川的外省人口,不只是湖北、湖南,还有其他一些省的人,如朱德元帅的祖先原籍是广东韶关,清康熙末年到川北,定居仪陇马鞍场大湾。而其中以两湖的人入川居多。

  据《巴中县志》载,巴中移民,不是起于“湖广填川”。早在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有李寿自贵州安顺一带引僚入蜀,次年诸僚至巴西渠州,汉昌一带始有僚人。其后蜀汉地区僚人居其半。古巴州乡间山野多有“蛮洞子”,据说这是僚人死后安葬的洞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僚人同当地土著人融合同化了。不过,清朝初、中期的“湖广填川”是巴中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

  清世祖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各地奉命招民垦田。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年),清廷颁行四川招民条例,命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可谓是清初“湖广填川”开始。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在四川实行招民垦荒,10年起科,就是移民开荒者,耕种满10年才征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又规定凡留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其地亩给为永业,后来人们称“插占为业”,就是垦荒者自己划占一片土地为自己垦殖的田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令各省编审人丁,将增加之数进行统计上报,另立清册,永不加赋;这一年湖广人民来四川垦荒者甚多,湖广人民来巴州垦荒者自此年开始,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准各省入川人民每户酌分水田30亩,或旱田50亩。

  从清世祖顺治末年到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60多年间,入川移民达100多万,其中因湖广人民移居四川的占多数,所以“湖广填川”成了后代川人、包括巴中一带的人对移民的通用语。而且现今巴中一带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湖北麻城、孝感。据考证,不一定都是来自那个地方,而是当时麻城、孝感是移民集中起程前往四川的出发地之一。由于一些移民文化程度低,或者人年轻,移居后对自己具体的出生地淡忘,而对移民的出发地印象深刻,所以大都说他们是来自麻城、孝感。

  一些史学家研究,秦灭巴蜀后,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四川大规模的移民有6次之多。

  第一次发生在秦灭巴蜀到灭六国之后。秦始皇迁六国富豪入蜀,如徙赵国卓氏,齐国程郑,秦国罪人吕不韦等入蜀。

  第二次发生在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东汉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蜀,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三国时刘备带荆州兵万余人入川。西晋元康七年(297年),雍州、秦州大旱,次年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阳平等6郡流民数万家逃饥入蜀。

  第三次发生在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后,金兵南下,陕、豫、甘等地难民纷纷入四川避难。

  第四次发生在元末明初,红巾军起义后,近20年战乱。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湖北地区红巾军明玉珍部千人及随军乡民入川。明初,四川人口稀少,明王朝平定四川后,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移民活动,主要是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部分人口多的地方的人移往四川。这是第一次“湖广填川”。

  第五次发生在清初,就是前面所说的清初移民活动,也是四川巴中人民印象最深的“湖广填川”,应当说是第二次“湖广填川”。

  第六次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东北、华北、华东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迁移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东部人口也随之内迁。

  以上六次移民,唯清朝初期规模最大,在四川人民中影响最深。为什么会发生这次重大的移民活动?主要原因是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战乱、天灾、瘟疫接连不断,四川境内人口急剧减少。据通江县志载,清圣祖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查丁口时,全县摊丁入亩数仅“九百七十三丁三分”,折合4867人。四川人烟稀少,大片田土荒芜,人口较多的湖广移民入川,成为历史的必然。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清朝初期的“湖广填川”是否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引起的?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陕西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的农民,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率领米脂18寨农民起义,自称“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率领的农民军杀贪官污吏,诛土豪劣坤,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的欢迎。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他十分痛恨,给他造了不少坏舆论,说什么“八大王”剿四川见人就杀,杀得鸡犬不留。张献忠为什么要剿四川?据说是因为张献忠儿时曾随父贩枣至四川内江,把驴子拴在一绅士的坊侧,粪尿污了石柱,绅士命仆人鞭打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怒目不敢争抗,临走时发誓说:“将来我再来时,要把尔等杀尽,方泄我恨。”又说,张献忠起义后,带兵从湖北进入四川时,在川、鄂边交界处的碚石扎营,第二天他在两省交界的地方大便,先在四川境内扯草揩擦,正好抓着藿麻(即荨麻草——带毒刺的蝎子草,又名蛤蟆草),手背臀部都被刺痛。他又伸手到湖北境内扯草,但草并不刺手。张献忠就问湖北人,为什么四川的草刺人?回答说,这草叫藿麻。张献忠顿时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说:“四川人真厉害,连草都这么凶!我就从这里杀起。”还谣传张献忠是“天煞星”下凡,并编出童谣唱道:“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使瘟疫在后头。”还有的说,张献忠好杀人,因为他有“神经病”。

  实事求是说,张献忠入川确实杀了一些人,杀的多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军和反对起义军的人,但四川人口剧减,绝不是张献忠入川杀少了的,不能归咎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长期的大规模战乱达数十年,张献忠亲率起义军两次入蜀先后只是5年短暂时间,而战乱最长的则是清军、地方武装对起义军的围剿和张献忠部反围剿的拉锯战;继而是南明军与清军的战争,以及南明军将领内部之间的相互争夺厮杀;其后是吴三桂反清,叛军与清军在四川的拉锯战,又称“三藩之战”。这些战乱,持续30余年,反反复复,四川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引自《张献忠屠蜀辨》)。

  张献忠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从湖北谷城经陕西安康(兴安、平利)率军由渔渡溪第一次攻入四川,用“以走制胜”的战术拖垮敌人。但在太平即今万源县玛瑙山与明军左良玉相战而败,牺牲3500多人,3月,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又大败张献忠,起义军又牺牲1300多人。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率部转战川北、川东,在开县击破明军后入湖北。第一次入川在川东北部分地方活动仅两年时间。清世祖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1644年—1646年)约3年时间,张献忠第二次攻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1646年8月,被官军逐出成都,赶到川北,是年11月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豪格部突袭,张献忠不幸中箭牺牲。张献忠这两次入川只有5年时间,他根本不可能亲率其部把四川杀得鸡犬不留。

  1923年成书的《清代通史》所述:“献忠性嗜杀,屠戮之残,亘古无闻……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人迹殆尽。”可谓是离奇的夸大。明朝万历六年(1518年),四川人口仅310万,全国人口也才6069万,张献忠入川时,四川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怎么能杀出6亿多人来?真是弥天大谎。

  那么屠杀四川人民的主要凶手究竟是谁?一是张献忠牺牲后,四川大部分地区为明军占有,他们变本加厉镇压农民起义,其内部互相攻伐,争权夺利,扩充地盘,拥兵自雄,给四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清初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说得具体:“(残明军)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日以挞粮为名,日出抢掠,其难更酷于贼……每得一人,绑刺炮烙,必得财物而后已……故民虽免于刀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八九也……粮罄尽……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

  再是张献忠牺牲后,清军一方面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与明军交锋,斗争十分残酷。《东华录》顺治七载,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突袭张献忠,“斩首数万计”;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将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去,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占领大部分四川。

  还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派王屏藩攻入四川,对四川的破坏也大。据《艳氵预囊》卷五《王屏藩扰乱川陕》一文记:“所在地方,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广(元)、南(江)、通(江)、巴(州)、太平(万源)诸州县,宏(指王屏藩的北路将军谭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

  以上三段时间,满人与汉人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汉人与汉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四川人民被大量杀戮。加之在这段时间里,四川天灾、瘟疫严重。《蜀碧》卷四记,顺治五年(1648年),四川“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又据新修《苍溪县志·大事记》载,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大半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特重。顺治四年(1647年),“饥饿频仍,苍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又连遭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据一些地方传,当时四川一些地方还遭虎灾。川南泸州,岸上有数十虎鱼贯而行。富顺县境内,“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在荣县,张懋尝主仆8人至荣县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8人之中,5人葬身虎口。川北的南充县“群虎自山中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述:“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引自王纲《清代四川史》)。由此不难看出,战乱、天灾、瘟疫,是四川人丁剧减的直接原因。

  清初从湖广入川的移民,据说是走时自己带着本家前三代人的灵牌(死了的)或神位(没死的),作为到四川后敬奉祖宗的偶像,立在堂屋的神龛上,每逢佳节,必备香蜡纸帛和供品在神龛前跪拜。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间入籍巴州一带的湖广人,到了民国末年,已经是第9代、10代或11代人了。现在的巴中人(包括通江、南江、平昌),在清代以前的土著居民是很少的,土著人仅存十之有二。巴州区《鼎山志·附录·考辨》中述道:“传说‘八大王’张献忠来鼎山,鼎山寨集张、梁、白、赵、董、谯、周、何、严、王这10姓人,在何老三的领导下,拒险自己获救……这10姓人就是后来鼎山的土著人口,其余则是湖广填川来的客家人。”访问不少老人,都承认这一说法。但经查阅这10姓人的家史、族谱、碑记,则不尽然,这10姓人的大多数,先祖还是湖广填川来的。就连何老三之弟何三禹的后裔,也说他先祖是湖广填川来的,有何应文的碑文可核。在巴州区鼎山一带,据说巩、康、刘三姓是土著人,因为刘姓祖婆朱氏与康姓结为夫妻,生二子,一姓康,一姓刘,所以后来每逢大的祭祀,刘姓敲锣打鼓去康家祠堂祭祖,且互不通婚。

  清初规模空前的南北各省客民入川垦殖,使四川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在战乱、灾荒、瘟疫的废墟上,恢复并发展了四川的经济社会。垦田数从康熙十年(1671年)的14810顷猛增到雍正六年(1728年)的431221顷,50余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29倍有奇。粮食、经济作物均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丝绸业、矿业,盐井、造纸、酿酒等手工业生产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移民入川,对四川的文化、习俗影响很大。最初移民入川在宗教、文化、方言、婚嫁、衣、食、住、行等方面均维持原籍方式,移民社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习俗。在四川遍布各地的客籍会馆、公所,就是保留下来的独特的移民异地文明。客籍会馆往往是入川各地客商集资建造,移民将其作为酬神演戏、联络同乡、款叙乡情的主要场所。所立会馆,两湖叫“禹王宫”,两粤叫“南华宫”,福建叫“天后宫”,江左(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叫“万寿宫”。地方官叫“客长”,“设客民之长以约束之”,凡居民人等,小有牙角,即会客长、街保评议是非。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势众就强,就是一些土著居民,也依附和冒充入川最多的湖广省和麻城县籍人,以求得庇护和支持,于是就形成了“川地多楚民”了。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丁额均省略小数。

  从上表可以发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川总户数已达579309户。如按1:5的户口比例测算,当时人口已达289.65万,基本上恢复了明代的人口水平(注: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262694、口3102073。这是明代最高人口水平。见《明史·地理志》。)。这其中,有多少是外来移民,有多少是四川土著,可以进一步测算出来。我们已经估计康熙二十四年,经“三藩之乱”后四川人口约为60万,折12万户,我们将这些人口全部算作土著,前此移入的均省略不计。按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如无天灾人祸,人口30年增长一倍(注:明代徐光启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农政全书·田制》)清人洪亮吉根据清代情况也认为人口30年加番。这当然是增长较快的情形,自然增长率达23‰,但如以50年~100年增长一倍计算,则移民人数更多!),至康熙六十一年共37年,若以30年户口增长一倍计算,那么,这时土著人口约为27万户、135万口;移民及其后裔达31万户、155万口,平均每年移入、增加约8000多户。

  这个移民增加的速度还可以从表中所列雍正年间的资料得到佐证。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人口统计出现了新旧民户与流寓民户分别登录的情况。所谓“流寓户”,就是移民,因未到起科年限,暂不归于正册之列。一般而言,6年起科,流寓人口是前5年累计插占垦耕的新移民(注:康熙时垦荒一般6年起科,雍正八年规定四川垦荒田6年起科,垦荒地10年起科。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在鼓励开发山区旱地。但一般垦荒者皆以垦田为主,或田、地兼有,一旦荒田垦熟起科,流寓户即将列入正册,因而别册所列“流寓”只可能是前5年的移民,而不可能是前9年累计的移民。)。乾隆元年统计的41960户流寓,反映了雍正年间的移民情况,大约每年8000多户,其比率与我们前文推算的康熙年间流民入川的情形相近,因而大体可信。

  再看丁额情况。明代户少丁多,大约每户2.6丁。康熙年间,正好相反,丁税奇轻,平均每4户才承担1丁。雍正年间清厘丁税,严格每户1丁,在人口恢复到明代水平的同时,丁额也接近明代总额,这表明“湖广填四川”的政策调控行为已经达到预期目标。此外,丁额相近,大体也可视为人口相近,以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310万人除以乾隆元年统计的654160户,每户约4.7人,则家庭结构也大体稳定,恢复到正常水平。

  值得重视的是统计资料所展示的五道户籍变动情况。乾隆元年较康熙六十一年,经历十三年,松茂道、川东道、川北道三道户籍不但不见增加,反而各减少约2万户,减少比例分别为17.4%、11.9%和12%。这一时期,三道也各有民户流进,但总的情况仍是出多进少,反映该三道在雍正时期(或许从康熙后期起),已由“宽乡”变为“窄乡”,一个二次流徙的状况正在形成。

  同一时期,永宁道户籍增加2.5万户,建昌道增加7万户,增长比例分别为38.5%和129.9%。尤其是建昌道,13年间户数增加1.3倍,显示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反映这一时期川南、川西南已成为移民垦殖的重点区域。

  三、大移民的波折

  大约从康熙五十年代起,清廷不再鼓励湖广之民入川。因政权业已巩固,勿须再移民实政。且文献记载,湖广入蜀之民多刁猾之徒,入蜀后指荒占熟,屡与土著争讼,甚而恃强侵夺,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另一方面,湖广移民入蜀前往往将原籍房产、地亩变卖,在四川垦地届满5年登录起科时,又逃回湖广,欲赎回房产、地亩,争讼亦多,弄得两省皆难管理。因此,康熙五十一年发出上谕:“嗣后湖广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这无疑给湖广人入川念下一道严厉的“紧箍咒”;而对陕西入川者却非常宽松,因“陕西来者皆讲道德,与川民相安无事”(注:古洛东:《圣教入川记》,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清廷曾于顺治九年张献忠余部刘文秀反攻保宁,浴血死战解围后,考虑从汉中就近支持保宁政权,遂于顺治十年设置川陕总督,以孟乔芳兼督四川(注:《清史稿》卷197《疆臣年表》。),陕西移民遂众。康熙初年因张德地奏议之故,复又偏重湖广。但从康熙二十年起,清廷恢复川陕总督,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川、陕分治。此后雍正、乾隆时期,也有不少年代川陕合治。川、陕行政区划一体,迁徙融合自然较易,一些地方遂有秦人超过楚人之势。(注:如绵竹,康熙时“课雨占晴半楚人”,到乾隆时,因地近西秦故,居然一变而为“楚居三,秦居五”了。)

  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15年间,虽湖广人迁移四川者仍年年不息,但终因有禁有限,获政府安插者甚少。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开禁,称“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61,29页。)。而雍正帝却说:“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此皆本省大小官吏平日全无抚绥,以致百姓失所。身为司牧,而于地方民瘼漫不经心,尚何以腼颜任职乎。”“且地方官坐视百姓远徙于异乡,而不知轸念,不可不加惩戒。”雍正在申斥官吏之余,并将移民活动视为有害,“此等远来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民无赖之徒,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扰。”他在规定善后办法时,一方面严令清查,“果系无力穷民,即留川令其开垦”;另一方面又令当地官员对流民示以儆戒,规定安置流民所用牛种、口粮,“即著落本籍州县官照数补还”,以堵源的方式“杜流移民之患于将来”(注:《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

  这一从严从紧的控制流民政策,到乾隆前期仍继续沿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有一条资料记载说:“(川省)户口,原报743088户。乾隆十八年,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408户,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991户,广西入川民人胡志章等8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萧药荣等394户,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17户。乾隆十九年,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281户,湖广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1612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萧天祥等140户,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73户。乾隆二十年,湖南省入川民人蔡芝茂等1860户,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590户。”(注: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8~9页。这个材料看来系从贵州省沿途关卡统计所得,因缺陕西等省北路入川户数,仅反映了南路入川情况。其中乾隆十九年“湖广”一项,应为“湖南”之误,见彭遵泗纂《蜀故》卷3《田赋》,21~22页,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兹据以列为下表:

  入川民户统计表迁省份广东湖南广西江西福建湖广各省累计

  入

  户

  时间数

  乾隆十八年4089918394171818

  乾隆十九年2817314016122106

  乾隆二十年59018602450

  3年累计12792851815341716126374

  移民入川的形式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发贴者:夏飞

标签:湖广 填川 
相关评论

夏氏宗亲网  版权所有  手机号/微信:18908662169


夏氏宗亲网为纯属公益性的网站,无任何商业目的,弘扬大禹文化为夏氏宗亲提供寻根问祖,沟通交流,资料查询。全站资料永久免费对全球的夏氏宗亲开放,若发现网站所载信息若有不准确之处,请与管理员联系以便更正或删除

闽ICP备17018138号